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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鸿铭的学识是先西后中、由西而中,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、由西而中。回国之后,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,后来就是长袍马褂,头顶瓜皮小帽,足蹬双梁布鞋,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,并且进入民国之后,他也衣冠不异昔时。

进入民国时期,可供男人挑选的常服,主要为西装、长袍马褂、中山装这三大类。有意思的是,这三种服装都极具政治和文明代表性。“服”为心声,挑选穿哪一种衣服,并不是简略的个人喜爱,而是清楚地显现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。

我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,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新的西方文明,代表了其时世界上的先进文明,而民国在政治制度技能、教育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因而天然也要承受西方文明的象征性符号—西装。参议员曾有澜,曾趾高气扬地说,已然民国奉行的是天下一家主义,“礼衣即用西洋礼衣可矣”。《服制草案》中也说到其时世界各国的服装面貌“趋用西式”,因而发起我国人也“以同为宜”。长袍马褂呢?作为满清服制的遗存,许多进步人士纷繁建议应予废弃。华裔陈嘉庚先生的建议尤为剧烈:“中山先生倡革新,覆满清,其于清时遗制,清除生怕不尽。衣服一端,亦殷切留意……悖理之法,失时之制,皆宜以雷厉风行,斫伐而减少之”。

对立者却视西装如祸不单行。1912年5月31日,《申报》登载了篇题为《汉口救国会断指悲惨剧》的文章,说在武汉救国会的建立大会上,一位青年学生“以极沈挚之情绪登台讲演国外衣帽热销全国之害,说毕,即抽刀断指,大书‘请用国货’四字,鲜血淋漓,张挂门外一时拍手之声如雷。继又有一青年学生未及冠亦上台讲演,语尤剧烈,竟痛骂到会诸人之着外国服装者说毕,亦抽刀断其一指,血书‘用外货不必国货亡国奴也’十一字。”由此可见,时人对立西装的个很实际的原因,是西装带动对西洋衣料的进口,从而损伤了其时胞弱的民族工业。孙中山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,在1912年的一封《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》中,指出“去辫之后,亟于易服,又急迫不能得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,所以争购呢绒,竟从西制,致使外货热销,内货阻滞,极端流弊”。

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,是西装触碰到了文人心底对民族文明的自傲:假如我国人都穿起了洋人的服装,那么泱泱中华文明在世界上还有立锥之地吗?早在1876年,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会晤日本公使森有礼时,就剧烈地批评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引入西式服装的做法:“效法欧洲风俗,摒弃独立精神,承受欧洲控制,尚不知羞耻……遵从服装旧制,乃对先人遗志回忆之表现子孙万代须谨守之。”

清朝毁灭后,中华文明却没有中止。因而,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留洋蔚成风气,视野非凡,回国后却依旧喜爱穿一身老旧过期的长袍马褂,以示其志。其间的闻名人物,有辜鸿铭、鲁迅、林语堂、徐悲鸿等。辜鸿铭本籍福建,生在南洋,学在西洋,娶妻东瀛,却终身谨记我国文明,辛亥革新后更以清朝遗老自居。当他应聘北大,在这样一个新旧文明比武的阵地,天然要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情绪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胡适,他是民国时期宣扬“全盘西化”的代表性人物,但他在着装即偏偏拼命抵抗西化,努力保已身上的中华文明元素。胡适穿西装,只要两种场合,一是国际会议,二是在美国留学和担任驻美大使,其他大都时分都是长袍马褂。这一身旧装,好像成了我国文人在西学的冲击下,保存文明独立性的最终一道防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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